自1644年4月末在山海关遭遇挫败，且在北京登基后随即撤退起，李自成的大顺军经历了连续的失利。在这种局势急剧恶化的背景下，李自成竟在山西处决了李岩兄弟，这一举动直接促使麾下重要将领刘宗敏率军前往河南。而李自成未曾预料的是，大顺的“智囊”牛金星，也转而投向了满清的阵营。
面临众叛亲离、四面受敌的困境，加之潼关失守，原本依托西安进行抵抗的战略部署彻底落空，李自成军队无奈转向南行，直指武昌。至此，这支明末农民起义的主力，由昔日的浩大声势，转变为被清军持续追击的落魄局面。他们曾经的燎原之火，现已成为溃败之师，处境艰难。
缺乏历史记载表明，李自成在军事失利逃亡期间，是否深刻反思过自己及起义军的过往经历。即使有过这样的反思，到了那个关头，也已为时太晚。命运的转折悄然降临在他身上。历史的记录，将这一重要时刻锁定在公元1645年7月底。
【李自成农民军命运的伏笔】
立于煤山之巅，也即万寿山最高处，崇祯皇帝眼前赫然展现的是紫禁城中的太庙与城外的奉先殿。这片先祖传承下来的国土，难道真要如春水般流逝不再？先辈辛苦创立的基业，难道就这样在月光下只能徒增哀伤回忆？十七年光阴，他勤勉治理，十七年岁月，他奋力支撑，却未曾料到，大明王朝的中兴愿景，最终不过是一场空幻，犹如天边残月，孤独悬挂。
此刻，紫禁城内回荡起了陕西地区的方言声调，与此同时，玄武门与北上门的区域也陆续出现了“乱民”的踪迹。
算了，算了！就任凭事态发展吧。崇祯皇帝深感愧对先祖，这位大明王朝的末代君主，连脸上散乱的发丝都无暇顾及，便在煤山的一棵老槐树上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这一幕发生在公元1644年3月19日的清晨。
崇祯之死，后世之人未多加责备，更多的是给予理解与悲悯。清代的王誉昌，在其著作《崇祯宫词》中描述崇祯自缢的情景为：“衣沾血迹留遗诏，为国捐躯显忠烈。”此后的文人墨客，常用“勤勉不懈”、“日夜操劳”等词语来称赞崇祯，这在历朝历代皇帝中实属罕见。即便是官方编纂的《明史》，也为崇祯皇帝辩解道：他并非导致国家灭亡的君主，只是遭遇了国家灭亡的命运。
实际情况果真如此？回顾整个明代历史进程，崇祯帝接掌的大明王朝，已然是动荡不安，积重难返。尽管他治国勤奋，不遗余力，却也仅仅勉强维持着大明王朝的残存。加之崇祯个人的性格弱点以及政策手段上的极端与失误，最终成为了加速王朝崩溃的关键因素。
3月19日早晨，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，伴随着民众的热烈迎接，经由德胜门步入了北京。皇城的统治权发生了更迭，意味着大明王朝长达270年的统治宣告终结。这一时刻，也预示着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命运的又一转折点，以及之前决策失误的进一步影响。事实上，早在1643年于襄阳作出的决策里，北京仅被视为一个待“夺取”的战略要点，而非作为都城进行长远规划和治理。这一决定为后续事件埋下了伏笔，祸端的种子早已悄然种下。
【襄阳决策成了命运转折点】
李自成及其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被崇祯朝廷标记为流寇，这一称谓并非空穴来风。自1629年起事之初，直至1641年成功攻占洛阳，这长达近十二年的时间里，面对明朝军队的频繁围剿，李自成部采取了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作为主要生存策略。
占领洛阳之后，作战策略有所调整。与此同时，李自成农民军在处决福王朱常洵及捕获参政王胤昌等人后，力量逐渐壮大，实力显著提升。随后，他们攻克开封，席卷中原，五次击败明军，并占领湖北要地襄阳。1643年3月，大顺政权得以建立。在此期间，得益于部将李岩提出的“平均分配田地，免除赋税”等政治主张，起义军赢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，队伍规模膨胀至百万，成为明末各路起义军中的核心力量。他们以迅猛之势，与大明朝形成了对峙局面，决战一触即发。
为了稳固新建立的政权，李自成与手下商议，制定了关键的“襄阳计划”。他们采纳了顾君恩的策略，首先攻占关中，建立根据地，随后进军山西，直捣京城，意在全面推翻崇祯帝的明朝统治。这一决策标志着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命运转折点的开始。
【要命的襄阳决策】
从政治策略的角度审视，李岩为李自成规划的均分田地与免除赋税的措施，有效增强了民众的向心力，促进了大众的团结，进而形成合力对抗敌人。尤其是那首流传甚广的童谣——“爹娘穿戴不用愁，闯王到来税全休”，极大地提升了李自成农民军的声望。然而，这一制度存在着根本性的问题：缺乏足够的资金与粮食作为后盾，那庞大的百万农民军队如何能够持续运作？短期数日或许可行，但若时间延长至十天半月，乃至一年半载，又将如何应对？
可以肯定的是，李自成在起义初期进行流动战斗时，由于尚未建立稳固的根据地，他采取了向途经地区的富裕人家征收财物的策略，以此来暂时保障小部队的基本生存。然而，随着农民军队伍迅速壮大至数十万人之多，“不征收粮食”这一政治宣传口号便难以维系了。
李自成显然认识到了经济支撑的关键作用，这从他攻占洛阳并获得补给一事中便可见一斑。特别是他后来三次攻打开封的行动，进一步凸显了解决财政困境的紧迫性。然而，遗憾的是，在制定襄阳战略时，这一点并未被置于核心位置，而是仅从单一的军事视角去考量与应对。
因此，在与明朝将领孙传庭的对战中，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遭遇了严重的困境。这一困境的核心在于，起义军内部的财政资源日益枯竭，难以满足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需求。这也促使李自成在关中地区尚未站稳脚跟时，便急于进攻山西——他需要庞大的资金与粮食来确保军队的日常运作与基本生活需求。
认识到李自成内在的矛盾以及决策上的错误，便能理解其进京后的农民军与之前相比为何大相径庭。
【北京城开门迎来李闯王】
李自成迫切想要占领山西，实属形势所迫。在1643到1644年间，中国北方经济因连年灾荒而遭受重创。西北地区尽是荒芜，资源匮乏；河北地区则因长期战乱，仅存的物资也早已被入关的清军掠夺殆尽。李自成唯一的希望，便是寄托于大明王朝的国库能够充实，有足够的钱财和粮食。
但当他迈入紫禁城的大门后，原本满怀的壮志，瞬间被崇祯国库里仅存的数十万两白银浇了个透心凉。因此，众人甚至不愿为在煤山自缢的崇祯皇帝花费分文来料理后事。据史料记载，所谓的“礼葬”崇祯皇帝，仅仅允许其亲属将灵柩停放一天，并举行了一些简单的悼念仪式而已。
自3月19日首次踏入北京，李自成及其率领的农民军受到了广泛欢迎。紧接着，在3月21日，约有1300多位前朝重臣和权贵，其中包括周钟、魏学濂、陈演、魏藻德等重要人物，甚至成国公朱纯臣，也相继归顺了李自成。这得益于李自成颁布的一项政策：所有明朝官员，在登记归顺后，可自由选择去留。彼时，农民军保持着严明的纪律，无论是对官员还是百姓，都未曾有过侵扰。至于大顺政权，表面上展现出了清廉的作风，市民的生活也维持着往日的秩序。并不像某些野史中描绘的那样，四处是战火连天、血流成河。
【四件蠢事让李自成走向绝路】
襄阳的战略选择存在明显错误。当李自成和他的农民军踏入北京城后，随即面临了严重的财政困境，使他们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。在这种无奈的情况下，李自成采取了首个被视为不明智的行动——在北京全城范围内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“追缴钱财”运动。为此，他们特别设立了“钱财征收管理署”，并指派手下将领刘宗敏和李过来主持此事。
“追缴旧官财产以充军费”的做法，意指通过施加严刑峻法，促使明朝前官员交出更多财富，以此来减轻农民军当前的财政困境。在仅仅两周的时间内，成功征集到了七千万两白银的款项。
关于这一事件，明末清初的历史文献中有明确记载，包括彭孙贻所著的《剿闯小史》，许重熙编写的《崇祯甲乙日记》，以及计六奇的《明末纪事本末》等史书均有相关文字记录。
因此，大顺军队的纪律逐渐松弛，士气日渐低落。刚进驻北京时的荣耀已不复存在，民众的支持也随之减弱。更为严重的是，士兵们失去了约束，烧杀抢掠的行为在北京城内迅速扩散，极大地损害了政权的声誉与民众基础。
民众的支持与反对皆能决定统治者的命运。李自成在占领京城后，对官员与民众皆采取了严苛的态度，然而他并未意识到自身的错误，反而在胜利后变得更加奢侈放纵。接着，他又做出了第二个不明智的决定——将崇祯皇帝遗留下的后宫嫔妃纳为己有，视之为理所当然。
李天根所著的历史文献《爝火录》中载有证据，指出农民军在攻入北京后的第四天，部分士兵便开始与娼优交往取乐，这种行为随后升级至强行掳掠民间女子以供娱乐。领导层的行为不端，导致下层士兵效仿，流寇的本质逐渐显现。
李自成麾下的重要将领刘宗敏，对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实施了伤害，并进一步夺取了吴三桂宠爱的妾室陈圆圆。这一连串事件最终促使吴三桂做出了决定，他因愤怒而采取了行动，将至关重要的山海关拱手相让。这一举动为满族人提供了机会，使他们得以统治中国长达276年。
至此，曾立志挽救国家危亡，为百姓开创太平盛世的李自成，最终转变为一个只知追求享乐，日夜沉迷于酒宴美色的奢侈之徒。因此，李自成所犯的第三个严重错误便不难推测——他误判了局势，轻视了山海关外满清的军事实力。
尽管李自成沉迷于享乐，但他仍试图削弱或击败吴三桂的部队。此时的吴三桂，统率五万精锐士兵镇守山海关，成为了抵御关外满清入侵的首要防线。
在获悉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占领北京的消息后，行进在前往京城支援皇室途中的吴三桂遭遇了抉择的困境：他需要在归顺李自成与联合关外的满族人，共同收复北京之间做出决定。他内心的权衡尚未明确倾向一方。毕竟，他身为汉族人。
面对李自成的威胁，他扣押了吴三桂的父亲吴襄，并且其麾下大将刘宗敏掳走了吴三桂宠爱的妾室陈圆圆，意图通过施压迫使其归顺。这一系列举动激怒了吴三桂。因此，他决定改变策略，调转军队返回山海关，最终选择了向满清投降。
更为严重的是，李自成对于关外的满族人缺乏清晰认知，未能准确判断谁才是他真正的对手。对李自成而言，清朝军队似乎并不构成重大威胁。正因如此，在刘宗敏拒绝领兵出征后，他于1644年4月12日亲自率领二十万大军前往山海关，意图与吴三桂及多尔衮展开决战。
然而，李自成未曾预料的是，多尔衮率领的清军铁骑，加之其军营内肆虐的瘟疫，使得这场战役成为了汉人历史上一个不幸的开端。
李自成在遭受重创后，不得不沿着长城附近曲折的山道，急忙于1644年4月26日返回北京故宫。
至此，李自成在北京所犯的第四个错误浮出水面——于紫禁城的武英殿内举办了称帝仪式。这一事件发生在1644年4月29日，被历史铭记。当日，李自成未选择低调行事，而是决定在武英殿这一皇家宫殿内，正式宣告自己登基为帝。这一举动，无疑是他在北京期间所采取的又一重大且具争议的步骤。尽管环境复杂多变，李自成仍坚持举行了这场盛大的典礼，将个人的权力欲望展现得淋漓尽致。1644年4月29日，这一天成为了他政治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节点。
尽管历经无数战役，行遍大江南北，李自成在这一刻却仿佛被利益蒙蔽了理智。他深知大顺政权正步大明后尘，逐渐衰落，然而称帝的心愿仍驱使着他前行。因此，他决定登基为帝，以“大顺”为国名，并将西安定为西京，作为国家的都城。这一轻率的举动，成为了中国历史中一个被后人嘲笑的遗憾。
一日之后，李自成于故宫纵火，将所求不得与他人所觊觎之物，尽付一炬，并同时对吴三桂家族实施了屠杀，共计三十四人丧生。随后，他急速逃往潼关。此举在中国历史的演进中，仅用四十二天时间，便记录了一段百万农民起义军蜕变为匪徒与暴行的历史篇章。
【与历史对弈不兴悔棋】
原本的任务仅限于在长江以北巩固阵地，原本只需适度运用政治智慧以观察时局，原本只要遵循明朝官僚体制的既定步骤，原本只需对满族的威胁保持警惕，原本……在与历史的较量中，是没有回头路可走的。
或许到了这个时候，李自成终于意识到，他真正的对手是满洲势力，而非崇祯皇帝。这就像是一场复杂的较量，各方争斗不休，但最终可能只是为他人铺路。在这场纷争中，所有的争斗与夺取，可能只是在成就别人的计划。
或许到现在，李自成内心深处对宋献策、牛金星等一众谋士充满了怨恨，他们难道没能察觉到满洲势力的强悍与野心勃勃？更别说吴三桂那个人了！还有，那位在煤山自缢的崇祯帝，也让人无奈。
时机已逝，无可挽回。李自成的最终归宿，定格在了九宫山。
多数后人对李自成的起义持肯定看法，赞赏其反抗暴政的勇气。特别是在农民军管辖的地区，实施的一系列稳定民生、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，赢得了广泛支持。此外，李自成废除八股文的行动，也赢得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赞誉。
客观地讲，明朝那时已失去民众的支持，崇祯的存在仅仅是个名义上的维系。正因如此，李自成与张献忠等农民起义力量的崛起，标志着对旧体制的反抗。然而，在这段风起云涌的历史进程中，农民起义军因胜利而过度膨胀，最终导致了“一个巨大的灾难”，李自成也不幸成为了这场灾难的核心人物。所以，有人持这样的观点：即便这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取得了胜利，其最终结果也可能变质——变成另一场剥削民众的乱象。
白寿彝所著的《中华历史概览》白寿彝先生编写的这部史书，名为《中华历史概览》，它系统地阐述了中国从古至今的发展历程。书中，白寿彝对中国历史的各个阶段进行了深入的梳理和探讨。从远古的史前文明，到夏商周的建立与更迭，再到秦汉的统一与强盛，每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都被详尽地记录下来。接着，书中又描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分裂与融合，隋唐的繁荣与开放，以及五代十国的动荡。宋辽金夏的并存、元明清的兴衰更替，直至近代的变革与新生，都被一一呈现在读者面前。《中华历史概览》不仅注重历史的纵向发展，还深入剖析了各个时期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多方面内容。书中通过对历史事件、人物和制度的描述，展示了中国历史的丰富多彩和深厚底蕴。白寿彝在编写此书时，运用了丰富的史料和严谨的治学态度，力求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。他通过对史料的筛选和解读，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清晰、准确的历史框架，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中国历史的脉络。总的来说，《中华历史概览》是一部系统、全面且深入的中国历史著作，它不仅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知识，还引导读者深入思考中国历史的演变和发展。
